记者：您青年时最大的梦想是参军，后来却研究起了油田开发和渗流力学，您是怎么走上这条人生道路的？
郭尚平：1937年，我八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那时看到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我就下决心长大后要学习理工，发展工业，制造武器，保家卫国。因此，1947年高中毕业时，我本想报考电机系或机械系，但当时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只有采矿专业（开采煤和石油）的一部分毕业生找到了工作。于是，我就报考了重庆大学采矿冶金系并被录取。石油虽然不是直接打击侵略者的武器，但却可以驱动坦克、飞机、军舰等武器去打击敌人，保卫祖国。于是我决心好好学习采矿知识，开采石油。
在大学里，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觉得解放军是最伟大的军队，参加解放军当兵打仗、打倒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工作，自己若没有参加解放军是很遗憾的事。所以，1949年12月2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就与同班同学张静文去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所属三兵团11军要求参军并获得批准。没想到学校对高年级学生参军不放行。原因很简单，当兵打仗很重要，国家建设也很重要。国家如果不建设，不发展经济和工业，那解放军也没有后勤保障。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我再次报名参加志愿军，学校依然未批准，理由和之前相同。两次参军都不成，我当时也反思：当兵打仗和经济建设的确都是国家急需的，任务是同样艰巨的，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建设祖国也是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已经大学四年级了，半年之后就该去开采石油，供飞机坦克使用报效祖国了。从此，也就安心学习石油开采的各项课程，憧憬着毕业后奔赴油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1年毕业分配时我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玉门油田工作，但结果却是留校当助教。我当时很不情愿，但作为一名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学校决定我任油田开采助教，另一名同学沈忠厚任石油钻井助教。多年后，我和沈忠厚都当选院士，我们采矿组11名同学里出了两名院士。
1952年，国家派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我获得了留学名额，并于1953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和全苏油田开发研究所攻读油田开发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时，我自选了一个课题“油层水力压裂效果”，其实质内容是研究当油层内有各种不同形状、大小、倾角、数目等的人工裂缝时，流体在油层内的渗流规律和计算方法。当时在生产上和研究中都只考虑单井压裂，我认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大规模应用压裂技术，所以我计划既要研究单井压裂，又要研究集群压裂条件下的渗流规律和生产效果问题。
当时选题的工业背景，是一种能提高油井产量和采收率的油层水力压裂技术刚出现不久，还很不成熟。我的研究重点是单井压裂和多井压裂（即“集群压裂”）后的渗流规律、计算方法和生产效率。所以，我的大专业是油田开发，小专业是渗流力学，这也是我之后一生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向。
记者：您认为在苏联留学生活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尚平：我觉得在苏联留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深刻认识到，要做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就必须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那段留学经历不仅培养了我的创新意识，而且锻炼了我的创新能力，为我日后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记者：回国后您长期为中科院和石油部两个机构同时工作，您是怎么平衡这种关系的？
郭尚平：从1951年大学毕业算起，我已经工作71年了。这些年除了在重庆大学从事助教工作一年外，我只在两个单位工作过，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是石油工业部（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当年处理起与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相对还是简单的。说简单是因为中科院没有油田，而我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和石油部主管的油田单位打交道，因此不管我的人事关系是在中科院还是石油部，我和渗流团队的研发工作除了生物渗流研究和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地下水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在为国家油气田开发和油气生产服务。而这两个单位无论石油部部长、中科院院长，还是其他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没把我当外人。可以说，两个单位都很重视我，也都在重用我。所以，平衡和处理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比较简单。这期间可能出现的小矛盾在于成果的归属和受奖等方面。这类问题虽然处理起来有些棘手，但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大家心存“科研创新，为国为民”的理念，秉承“生为中国人，科研为人民；身为中国人，为国争创新”的信念，多为人民考虑，少为自己考虑，尽量做到“淡泊名利，宽以待人”，单位之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平衡了，复杂的问题也就能化为简单的问题了。
记者：克拉玛依油田和大庆油田的开发设计，您都是功臣。现在回想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郭尚平：我算不上是功臣，只是一名科技人员。但回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和大庆油田开发大会战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仍然兴奋不已。最难忘的是革命领袖的接见、谈话和鼓励。1958年8月，朱德总司令视察克拉玛依油田，干部群众夹道欢迎。我和两位苏联专家乘车去离欢迎队伍约800米的最前方公路上欢迎总司令。总司令见到我们，就让车停下，走到我们面前，热情地跟我们每个人握手。他亲切地问我：“你们在这里工作？”我回答：“克拉玛依油田要大开发，我们是石油部的科技人员，他们是苏联专家，我们在这里做油田开发设计方案。”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油田开发设计，很重要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设计方案做好！多出油、出好油！还要注意尽力节省投资！”我答道：“我们一定认真做好设计，节省投资，保证完成任务！”
1962年8月，周总理到大庆视察。他在二号院接见领导干部和专家，跟前排人员挨个握手。走到我面前时，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同志介绍说：“这是地下流体力学专家郭尚平同志。”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重庆大学！”总理笑了：“四川娃子嘛！”他又问：“多少岁啦？”我回答：“32岁。”总理握着我的手鼓励说：“很年轻嘛！年轻有为，大有可为呀！好好干，好好干！”这两次接见，我现在回想起来仍激动和兴奋，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鞭策和鼓励，激励我一辈子都记住必须好好干好好干，多为国家做贡献。
记者：在您看来，做为一名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和精神是什么？
郭尚平：结合我个人科学研究经历来总结，我的科学生涯指导思想就是八个字：“科研创新，为国为民”。我认为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这就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品质和精神。科学本身是无国界、无政治属性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有政治属性的。所以，从事科研工作，为谁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就是要为党为国为人民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这不仅是激励我在科学道路上潜心探索的动力，也是我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初心，同时，这也是我们渗流科研团队的指导思想。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地遵从这一思想，但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从1960年代开始，我们团队在处理科技成果等问题方面，就注意尽可能地“少考虑自己，多考虑人民”。例如，当年我们的大层渗流计算方法（非均质地层油水二相渗流过程计算方法），其科技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小层动态分析方法（可分析水线移动水淹程度及剩余油分布等）属国际领先、原始创新；宏观大模型属国内首创、国际领先。这些成果在大庆、胜利、新疆、玉门等油田得到实际应用，但我们都未报奖。上世纪60年代，有的单位申报了国家奖，但我们没有报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国科学大会时，我们也未报奖。我们发明的微观模拟和测试成套技术属于世界首创，可以申报多项发明专利，并可申报国家发明奖。但由于发明专利授权需等待3年，这将拖延该项技术为我国石油工业服务的时间，所以我们渗流团队没有申报专利，也因而没有申报国家发明奖，而是主动申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举办培训班无偿地公开推广该项技术成果。198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举办了培训班，几十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参加培训班学习掌握了微观模拟和测试技术，使该技术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并很快成为常规实验项目。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党教导我们，应当少考虑自己，多考虑人民；科研创新，为国为民。也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渗流团队创立了“生物渗流”和“微观渗流”两个学科分支。
当然，科学家应有的品质和精神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为党，为国，为人民”；还要强调的是“创新、攀登、学风”。开拓创新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灵魂；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系成功之保证；踏实诚实求是为治学之本分；为党为国为人民乃科学家精神之根本。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开拓创新是灵魂，踏实诚实学风正；爱国为民乃根本，科技高峰敢攀登；成果人才齐涌现，献给祖国献人民。
记者：您在科研期间因为长期接触射线辐射，最后身患癌症，这让您承受了很多痛苦，如果人生重来，您会怎么选择呢？
郭尚平：1964年上半年，我们用自主研发的地层大模型做水驱油提高采收率实验，用很强的X-射线从下向上照射水平放置的大模型，观测并记录大模型内的水驱油渗流实况。为了节省进口胶片，节省外汇，我想研发一种节省胶片的技术。我每天晚饭后去做实验，站在高架上，X-射线照射着我的下半身，三四个星期后就吃不下饭，并且越来越吃不下东西，没想到以后会逐渐发展为前列腺癌。现在回想，当时如果不是野外队催我赶快去玉门抓小层动态分析工作，因此离开了兰州实验室去了玉门，那后果会更严重。
当时的防辐射措施就是穿一个铅围裙。铅围裙能有效防护从正面来的射线，不能很好地防护从下面来的射线。在正常情况下做实验，开着射线机时，实验人员是需远离实验架，躲避在铅屏风的后面。但我当时还负责玉门的小层动态分析工作，还要做室内实验，两头兼顾，时间紧张，所以很着急，想赶快完成节省胶片的实验，然后去玉门油田出差。于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也无暇去东想西想，就站在实验架上连续做实验，严重地受到X-射线的伤害。你问我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怎么选择？怎么说呢，当时来不及多考虑什么，也没心思顾东顾西，一心只考虑抓紧时间完成试验。虽然身体受到了伤害，但我无怨无悔。
记者：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郭尚平：我现在已经满过93岁。其实，自从在苏联读研究生时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以后，我就病痛不断，先后患前列腺癌、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和高血压等疾病。但我目前身体还算正常，不仅能继续工作、开会、做学术报告等，连学术报告的多媒体PPT都是我自己制作。我没有要助理或秘书，一切都是自己操作。
我自己总结，能达到今天这样一个身体比较正常的状态，原因主要有五点：首先，必须要乐观，要主动培养自己乐观的性格，多想高兴事，少想烦心事，要知足，知足者常乐；少为自己着想，多为别人着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潜心科研，淡泊名利。当然，我做得还很不够，但尽力引导自己这么想这么做，就会随时随地的保有好心情，减少烦恼；第二就是伉俪和谐，儿女孝敬，家庭团结。我有个贤内助夫人，几十年来，她不仅关心爱护帮助我，并且承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务，使我无后顾之忧。第三，虽然体弱多病，但不要背思想包袱，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我现在每天还走五、六千步，空气好时在室外走，空气不好就在家里走，打太极拳。第四，要保证必要的饮食营养。最后一点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对我们科技人员的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能相对健康地工作生活的根本原因。
记者：回顾您一生的科学探寻历程，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体会吗？
郭尚平：我想要特别强调团队的作用，以前叫“集体主义”，现在叫“团队精神”。个人力量再大也是小的，集体力量再小也是大的。众人团结力量大，个人岂能打天下。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感谢刘慈群、黄延章、胡雅礽、于大森、李永善、孙敏荣、阎庆来、马效武、吕耀明、周娟、刘泽阳、马守信、陈永敏、吴万娣、刘庆杰、李希、朱维耀、刘先贵、熊伟、周炎如、田根林、何秋轩、郑启心、梁乃刚、俞理、王学定等约200名同志的精诚合作、巨大支持与帮助。正是这种真诚的合作让我们渗流团队不仅收获了科技成果，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