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石油工业史，见证者有之，亲历者寥若晨星，李德生无愧其一。
在玉门油矿，他是新中国首任总地质师，也是迄今唯一的“玉门油田开发建设功勋地质师”；在大庆会战，他任会战地质指挥所副指挥，被授予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与李四光等地质元勋共享殊荣……李德生，1922年生于上海（原籍江苏苏州），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之一。从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算起，他在石油这块黑土地上整整耕耘了77年，参与了新中国历次石油大会战，足迹遍及国内主要含油气盆地和重要油气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蓬勃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罡风吹不散，总是石油情。本期访谈栏目，正值李德生院士百岁生日，在其穿越一个世纪的坚守与回望中，有太多的情愫和初心，值得我们体味与珍视。
记者：李院士，您好！非常高兴看到您身体如此健康，首先恭祝您即将迎来期颐寿辰！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石油地质这条道路的？
李德生：我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那时学校还在四川的重庆。当时玉门油矿矿长叫严爽，国共两党合作期间，玉门发现了油田。听说是周总理当时把严爽从陕北调到了玉门，所以他也是玉门油矿的三个元老之一，另外两个是孙健初和靳锡庚。严爽当时从延长油矿带了两台钻机、80个工人，以及自己的家眷去玉门打出了第一口油井。
1945年，严爽到重庆中央大学来找我们地质系的主任张更，说玉门油矿急需地质及其他工程技术人才，地质系有多少学生他就要多少，并和我们一个个面试谈话。但大部分同学还是愿意留在重庆的地质单位，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地质部的地质研究所、矿产察勘处都在重庆，所以谈的结果是：除我以外还有两个同班同学愿意去玉门工作，一个是田在艺，一个是张传淦。后来，我们就去玉门油矿在重庆的办事处报到，领了路费和一个月工资后，就出发去玉门。那时候玉门油矿有自己的卡车往返重庆和玉门之间，把汽油、柴油等油料从玉门拉到重庆，又把矿场所需要的钻井器材、炼油器材等装备从重庆拉回玉门。当时办事处答应在卡车驾驶室里安排一个座位给我们新招的学生搭车去玉门。
我是1945年7月7日从重庆歌乐山出发的。当时车况不好，一天只能走30、40公里，有时候抛锚了还要检修，所以从重庆到玉门2500公里路程，我们总共走了两个月。离开四川以后，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到兰州。当时玉门油矿运输处在兰州郊外黄河拐弯的一片小平原上，也就是现在兰州石化所在地。从四川出发时我们都是夏装，听说玉门很冷，所以到了兰州我们就换上老羊皮大衣、皮袄，棉鞋等冬装。在兰州休整一个星期后，我们继续西行，经过河西走廊前往玉门。8月15日，我们的车子到达武威，这时听说日本投降了。武威全城老百姓都出来庆祝抗战胜利，我们也跟着欢庆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路，并于9月9日抵达玉门。到油矿报到以后，我们3个人都被分配到了孙健初先生任主任的地质室。因为当时孙主任在外进行地质调查，所以由副主任翁文波和美籍华人地质师卞美年接待我们。河西走廊没有地质露头，到处都是戈壁滩或者绿洲，我被分配到重磁力勘探队，开展河西走廊从高台到敦煌的重磁力勘探，我的石油探勘生涯也由此开启。为了取得地壳的均衡参数，我们三次进入祁连山，考察山间第四纪冰川地貌。
记者：您工作过许多地方，对哪段经历印象深刻？
李德生：我这一生参加过八次石油会战，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到玉门油矿后，1946年5月，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大、也是唯一的国营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个公司除了拥有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还拥有抗战胜利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台湾、大连、锦西等地的石油矿厂产业。那时中油公司勘探室主任是翁文波，他接到去台湾进行石油勘探的命令后，就把我们在河西走廊的重磁力勘探队调到上海。于是，1946年我又到了上海，在中油公司勘探室工作，之后前往台湾进行重磁力勘探工作两年，完成整个勘探工作之后，1948年又回到了上海。那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了，公司里有几个地下党员，他们组织了护矿活动等待解放。我们就把地震仪、重磁力仪等重要设备，都放到中央信托保险科封锁起来。
解放后，我被派到陕北，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陕北石油勘探大队第二地质队队长。我在陕北工作四年，其中三年在野外，一年在延长油矿地质室。之后，因玉门油矿要进行注水开发，我又被调回玉门工作了四年，随后又奉调去四川参加川中会战一年，大庆石油会战开始，我又到了大庆。在大庆四年，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经历，我可以具体讲讲。
1959年9月26号，松基3井出油后，为了对松辽油田进行综合评价，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俊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已从长春市迁到大同镇，石油部工作组成员有我和翁文波、王刚道、童宪章、姜辅志、邓礼让、余家国、董恩环等。同年12月26日，余秋里部长到达大同镇，听取松辽局和工作组专家汇报，研究下步工作规划。1960年1月1日，地质部物探大队派人到大同镇送交一张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大庆长垣北部地震构造图，显示出北部萨尔图、喇嘛甸和杏树岗等3个面积分别为300、80、230平方千米背斜构造面貌。松辽局和石油部工作组都认为，向北甩开钻探这3个构造具有良好的地质远景。余部长也甚为关注，认为满洲里至哈尔滨铁路横贯萨尔图构造的中部，如果蕴藏一个油田，将对石油工程建设和原油外运等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他立即决定，让我和邓礼让第二天带领一个测量小组前往测定3个构造顶部的预探井位。我根据地震构造图和地形图将预探井萨1井定在萨尔图镇以南、大架子屯以北1千米左右的草原上。井位确定后，邓礼让随即回大同镇调度32149钻井队向萨1井搬迁。我则带领测量队，到杏树岗构造高点，在安达县义和乡大同屯南1.5千米处拟定了杏1井井位。又到喇嘛甸构造高点，在喇嘛甸镇红五星猪场北1.5千米拟定喇1井井位。1960年3月11号，萨1井钻达井深1089.4米完钻，试油获得高产油流，用7毫米油嘴控制，自喷日产油76吨，原始地层压力101.4大气压，压力系数1.07，油气比42立方米/吨；4月8日杏1井钻达井深1150.6米完钻试油，7毫米油嘴自喷日产油53吨，油气比46立方米/吨，原始地层压力111.3大气压，压力系数1.06；喇1井4月16号钻达井深1225米完钻试油，用9毫米油嘴控制，自喷日产油150吨，原始地层压力109.2大气压，压力系数1.07。预测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3个构造具有较大的含油面积和储量，并具有自喷高产优势。
1960年4月2日，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到达安达县，成立了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4月9日，在安达铁路俱乐部召开了指挥部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经过3天讨论后，由我和童宪章草拟了“大庆长垣钻探和开发过程中取全取准20项资料和72种数据的技术规程”和“四全四准的资料要求”技术规范，为大油田勘探和开发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5月2号，余部长和康副部长又召开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引导大家认真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会议决定在集中优势兵力勘探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大油田的同时，在萨尔图油田中段、滨洲铁路线两侧开辟一块面积30平方千米的生产试验区，以取得全面开发大油田的经验。7月1日，会战指挥部决定将安达3号院的地质与开发技术干部全部迁到萨尔图，成立地质指挥所，由焦力人副指挥兼任地质指挥所指挥，我和范元绶、童宪章为副指挥，我同时兼任地层对比大队长，开展生产试验区萨葡两套油层5个油层组、14个砂岩组和45个小层的油层对比工作。根据会战总指挥康世恩副部长提出“大游地宫”的号召，在地层对比大队里设立了地宫队，由陈世泰工程师和马力地质师负责，在一栋新盖的干打垒房屋内，建立起长2米、宽1.8米的生产试验区立体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注水井排和生产井排，地下45个油层在立体模型内的分布情况。8月2号，地宫正式完成开放，每天安排上百名石油职工前来参观自己的劳动成果，各级领导也对地宫布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60年10月，苏联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中止向中国供应原油。余秋里考虑如何加快松辽油田的开发，以弥补从满洲里进口苏联原油的缺口。他问我可否开发整个萨尔图油田，我计算了一下，只需要动用生产试验区加北一区和南一区共146平方千米面积的探明储量，就可以把年产油量提到500万吨。1961年5月，松辽会战指挥部决定由我和秦同洛、童宪章、谭文彬等4人负责编制“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千米面积的开发方案”。我们聘请了有关单位85位专家，完成了14个专题研究报告，利用中国科学院电子计算机计算了北一区、南一区2485个不同井网的开发方案，又利用了北京石油学院电网模型，进行了26个层次的模拟试验，完成了萨尔图油田1962年1月1日的储量计算工作。进行了160万次地层对比，完成了45个油层的小层平面图。采用边内横切割早期注水开发方案。开发区总生产井数为600口、注水井数为176口，开发区的年生产能力为535万吨，平均年采油量为439万吨，平均年采油速度为2.76%。1962年5月11日—7月8日，在萨尔图油田召开了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审查并通过了该方案。1962年8月1号，石油工业部党组批准了该方案。这是从建国以来，第一部由中国专家自己设计完成的油田开发方案。
1962年6月21号，周总理乘专列到萨尔图，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康世恩、唐克等领导陪同视察大庆油田。周总理在2号院大礼堂接见了会战指挥部领导、科技专家和工人代表，由康世恩介绍每人的姓名，职务和业绩。周总理和我握手时，我们做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大家在礼堂外面与周总理合影留念。在职工餐厅内，总理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每桌4个脸盆盛菜，都是大庆自产的猪肉蔬菜和豆腐，主食是馒头和高粱米饭。总理吃得很香，他说：“重灾之年，你们靠自己动手，既开采了石油，又生产了粮食，不容易。”
1963年3月，会战指挥部又提出组织编制萨尔图油田282平方千米面积的开发方案，于1964到1965年将萨尔图油田北2区、南2区和南3区作为新开发区，使大庆油田年产油量达到1000万吨。随即，我们又组织北京和大庆两地的有关专家展开工作。1963年12月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国的石油已经基本自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根据新的形势，石油部党组决定成立大庆石油管理局和局党委，任命了年轻的管理层领导干部，结束了由部党组亲临一线的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和会战工委模式。我也奉命调回北京任石油科学研究院总地质师。
1964-1968年，我还参加过胜利油田会战和四川三线建设开气找油会战，70年代参加过大港和华北的石油会战。后来，为表彰大庆油田为国家作出的贡献，1982年“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地质矿产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等23名地球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奖励，我是获奖者之一。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技术项目”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我是七名主要完成者之一。同年，“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集聚（区）带的理论和实践——以济阳等拗陷复杂断块油田的勘探开发为例”项目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我是六名主要完成者之一。
记者：您的子孙都很优秀，您是如何教育培养自己后代的？
李德生：这个要归功于我的妻子朱琪昌。那些年我忙着跑野外，参加会战，不停地出去，家里的事情主要由她打理。她是我在中央大学的同学，原来在上海沪江大学念化学系。念了一年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上海4个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就搬到闽浙一带成立了东南联合大学。但是东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条件很差，教师很少，因为大部分教师还是愿意留在上海租界里。于是朱琪昌就找机会搭了一个邮政车，从福建上路走了一个月到重庆。当时重庆的高校有借读制度，就是如果你错过了考级，可以先在这个学校里借读，到第二年考试的时候再参加入校考试。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有很多牛津、剑桥和美国回来的名教授，所以开的课很多，她选择了借读中大外文系。但教务处把她在东南联大所学课程一对，发现差了好多，所以她插班时就只能降一级到大学二年级，跟我差了一级。当时我们都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不会讲四川话，生活习惯跟四川人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人认识以后就开始在学校里谈恋爱了。1945年，我毕业后从歌乐山离开重庆去玉门的时候，就是她来送我的。我走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时她讲了一句话，“明年我毕业了以后也要去玉门”。我说“好啊，你到了玉门以后我们就把家安在玉门”。没想到日本很快就投降了，学校要搬回南京，当时女生跟教授坐飞机从重庆回南京，男生则跟一般的教职员工坐轮船从重庆经三峡回南京。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年我就能够调到上海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1948年我从台湾再次回到上海后，我们马上就结婚了。1949年我的大女儿李允晨在上海出生，1954年二女儿李延在延长油矿出生，之后儿子李肃和小女儿李玉都在玉门出生，我们一共4个孩子，基本上都是靠她教育和培养的。
我妻子很有耐心，她一辈子从来没有打一下、骂一句4个孩子，都是正面教育。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外孙在石油附小上五年级，那时候很困难，冬天每家都有一个地窖储菜，我的外孙和几个小朋友跑到人家地窖里偷了一些甜姜吃了，还带了一些回家。她知道以后也不批评，就叫这个外孙把甜姜拿上，带着他去给人家道歉。人家说小朋友喜欢吃就再拿一些去，我妻子说不行，人家的东西不能随便拿，她就用这种方式教育子女。另外，妻子主要靠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她原来学外文，到玉门后当了一段时间英语教师和翻译，后来她觉得我工作流动性太大，考虑以后无论到哪个油田都有岩心分析实验室，刚好她有沪江大学化学系的一些基础，所以她在玉门就改行去实验室搞岩心分析和采收率研究了。
她工作很努力，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值班，一直等化验分析完了才回去。解放后单位曾公派她两次出国，第一次是1981年美国能源部邀请去其所属的三个实验室考察采收率。第二次是1984年专门考察美国和新加坡的岩心公司。她除了做本专业的考察以外，因为外文系出身，所以还兼做口译，帮两个考察团解决了很多问题。那个时候对美国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想引进先进技术。
除了工作，她还抓紧学习，因为她在沪江大学学的是化学，在中央大学学的是外文，她需要补充石油专业知识。那个时候这个大院（编者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与北京石油学院相邻，现在的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当时是石油部的石油科学研究院，所以她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到石油学院来上夜大，每晚上两个小时课，星期日上一整天课。那时候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日休息一天，这一天她还要到夜大来上课，学机械制造。那时候美国对我们进行封锁，不卖先进的岩心分析仪器给我们。他们接到任务要分析克拉玛依油田的砾岩岩心，但当时普通的岩心分析仪器分析不了。她在新加坡看到美国岩心公司有全直径的岩心分析仪，就想自己做一台。结合她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夜大所学机械制造的知识，于是每天都在画图，加工全直径岩心分析仪。所以那时候小孩们晚上起来，老是看到妈妈还在走廊里跟她的女同学两个人做功课或加班。我们家这些孩子，到现在都还比较勤奋且各自有所建树，也是因为我妻子以身作则加启发式教育的结果。
李玉（李德生之女）：那时候我爸在大庆会战，我妈就带我们4个孩子，自己读夜大。入学的时候是70个人，毕业的时候是7个人，我妈是七分之一，所以说我们每个孩子事业上的成绩取得，都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结果。
记者：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李德生：这个问题你们一定很感兴趣。我说两条，第一条是：一半靠医生，一半靠自己。因为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医生只能帮我们检查，帮我们诊断得了什么病。自己身体如何？自己肯定比医生了解得要多，所以我们还要结合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觉，结合检查确定的各项指标，帮助医生治疗自己的疾病。第二条是：一半靠西医，一半靠中医。这个我是有体会的，2014年我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炎，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当时从肺里抽出来700毫升积液。于是，医生加大了药量，一周后我就从ICU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月，但肺部阴影总是不能全部消失。于是，我想应该去西苑医院找中医看看。当时西苑医院有个很有名的肺科老中医，比我小不了几岁。老医生给老病人看病，他有经验，用药很重，给我开了20天的药。原先在家时我还需插氧气，吃了两天中药以后，就不需要插了。一个月后我再去朝阳医院复诊，肺部阴影没有了，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李玉（李德生之女）：我替爸爸补充几点，一是他始终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这一辈子非常享受他的工作。现在，他每天都会花很多精力在回忆录的写作上，差不多早晨6时起来，9时开始工作到中午，下午读书看报，差不多15时休息一会儿，18时吃饭，然后又开始工作，直到深夜。没有谁强迫他去工作和写作，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琐事分得很清楚。
二是他始终有非常好的心态。过去这100年，人生的风风雨雨，时代的大起大落，他都经历过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是在防空洞里复习课程的。那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天天在上空轰炸，白天他借助防空洞洞口微弱的光线复习，晚上回城去参加考试。从浙江一路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报到时，他口袋里只剩两毛钱。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到的。他的心态永远是积极的，他永远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所以人生的经历真的很重要，初始磨难帮助了他的成长，让他看开所有苦难。文革时，我们全家都被分开下放到江汉“五七干校”，我爸在二连，我们跟着我妈在五连，他就在那里种菜。那时我大姐在东北插队，写信说要来看他，他就跟大姐说你来湖北时候路过北京，给我买些种菜的书，我要成为种菜专家。所以他的心态始终是开朗的，这就是耐挫力。
三是他始终保持在一种思考状态中，无论是时事政治、学术科研，或是现在写回忆录，他的大脑始终保持在良性运转中。因此他的大脑没有一刻是空的，手也没有一刻闲的，他要么就在吸收信息，要么就坐那儿写作，输出信息，所以用脑做有用之事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记者：您在工作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对年轻人有何寄语？
李德生：我说两点感悟，也算是对年轻人的寄语。1978年邓小平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给受冤枉的知识分子平反；宋振明是石油部部长，他给我发了平反证书，我的妻子也平反了。我调回来（编者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继续当总地质师，朱琪昌还是回到岩心科学实验室，恢复她原先的技术员待遇。这之后我也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培养研究生，先是硕士生，后来是博士生，最后可以带博士后。当时因为教育部规定科研单位不能大量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院里的导师一年只能分配到一个学生培养名额。我是从1983年开始带第一个研究生的，到2008年一共培养了25名拿到学位的学生。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这样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我给你一个题目，第一年你必须要下到现场去做实际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能够坐在办公室里看人家的资料去写文章，那是空的。当你学有所成，有了自己新的理论以后，反过来又要去为实践服务，所以还得在现场实验中取得实效，不能够空对空。康世恩曾说过我们开采石油和开采其他矿种是不一样的。开采其他矿种，无论煤矿还是金属矿，人都可以钻到地下去，直接面对矿藏工作。但石油开采时人是不能钻到地下的，所以搞石油地质工作只能在地面获得钻井采油数据，以了解数百米、数千米以下的油田动态。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要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从这些资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008年时，我和我最后一个研究生，也是后来的助手李伯华，合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作《石油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结合，创建能源发展多元化新时代》，当时是为了庆祝《新疆石油地质》创刊30周年而作。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总有用完的一天，所以我们提出要发展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潮汐能、生物质能、核能和氢能等八大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现在，能源行业已进入双碳时代了，我跟李伯华还在合写一篇新的文章，对我们过去的观点做进一步升华。未来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要靠年轻一代的石油人来完成，所以培养年轻一代在双碳目标发展方面的技术和理论就很重要，这也是我想对他们说的第二点。
最后我想分享李敬副部长送给我的一副对联，也是现在挂在我家客厅的几个字——剑胆琴心，宠辱不惊；求真务实，精忠报国。这也是我认同的人生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