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深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它们在哪里？中国贫油吗？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希望，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
作为新中国首任总地质师、百岁的李德生堪称新中国石油地质学的开创者、见证者、建设者；作为迄今为止亚洲地区惟一一位AAPG石油地质学“杰出成就国际奖”获得者，他是公认的石油地质大师。
2022年10月17日，李德生将迎来他的百岁寿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他目睹过旧中国在战火中饱受欺凌，感受过中国贫油的无奈。他曾与数万名石油建设者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寻找石油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谱写了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诗篇。当他跨越一个世纪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时，终于可以自豪地说，“近80年来，我目睹了中国石油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现在跃居世界石油生产大国的过程，我们这辈人总算对国家和人民有了一个交代”！
1938年，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正在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16岁的李德生初中毕业，年少时为了缓解家庭贫困，父母曾希望他放弃学业进照相馆当学徒。但他央求父母，希望继续上学。在校长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免费读初中的名额，完成了学业。但是战争让他的求学梦想再次陷入困境。初中毕业后，他就思考如何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为此，这位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完成人生中第一次冒险。
当时他听说杭州、嘉兴等地的几所高中在浙江丽水碧湖镇成立了临时联合高中，可以让学生免费上学，便怀揣着母亲给的8块银元踏上了求学道路。离开上海时，很多道路由于战争都被切断，他不得不在半夜偷渡过钱塘江，几经辗转来到了丽水碧湖镇。在联合高中的3年，生活的艰苦自然不用说，但是优秀的老师、齐全的课程设置，使他圆满完成了高中学业。
时间来到1941年，李德生为了躲避战火与同学再次踏上异乡路。他们结伴从浙江丽水往西经过江西来到湖南衡阳。当时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联合招生，而衡阳恰巧是八个考点之一，他立即报名并写下了自己的志愿。
当时，处于战争年代的李德生对石油并没有什么概念，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有飞机，有大炮，而我们的制造业、工业并不发达，只有靠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才可以拯救国家命运。“你既然要实业救国，靠什么？要找矿，找煤矿，找铁矿，找石油矿”。于是他决定在填报志愿时报考地质系。
考试的日子，敌机天天轰炸，为了不耽误复习，他只能蹲在防空洞借着微光温习，到了晚上轰炸停止才能回到城中考试。最终，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尽管战火纷飞，但是录取的程序一个也没有少，负责面试的系主任朱森教授告诉李德生，学地质很危险，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说，战争年代还会被土匪杀害。李德生表示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困苦、颠沛流离都克服了，不怕。他清楚地记得朱森教授在他入学时的谈话：“地质学是一门务实的科学，要多看地质现象，多收集实际资料，多进行分析研究。要成为一名好的地质学家，需要永远当一名学生。”
求学的日子，李德生辗转一路从湖南到贵阳再到重庆，有一个深切的感触，当时中国的交通实在太落后，很多地方根本见不到汽车，燃料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中国是无法自己生产汽柴油的，全部依靠进口。为了设法维持有限的交通，不少车辆只能安装冒着黑烟的煤气发生炉，动力不稳定，遇到高点的坡，所有人都要推着车走。这段路走得实在太过艰难。那个年代有这样一句口号，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李德生说，在那个时期他就知道石油资源对于中国有多么的重要，因此他便有了报国期待，便有了一片丹心为石油的初心。
勘察地质，看地层，采化石，做鉴定……纵使生活贫寒，岁月艰难，但那些在野外实习和地质调查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却点燃了他青春的热情与为国找油的梦想。
地质工作太过艰苦，许多同学中途放弃，但是李德生从未动摇。他在流亡中求学，在敌机轰炸中高考，特别的岁月磨砺着他的人生，为了实业报国他选择了地质专业，并毅然在毕业后选择了前往荒凉的大西北，少年的石油梦想从这里启程。
当时的玉门油矿是我国最大、最先进的油矿，但是所谓的玉门油矿地质室也就是几间小平房，彼时中国石油工业勘探开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实在是太落后了。到了玉门油矿之后，他立即加入了重磁力测量队，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勘探。
1945年10月，我国第一支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创建，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任队长，他带领李德生等人展开勘探活动。雪峰连绵的祁连山下那片荒凉的戈壁滩，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食物的短缺，条件十分艰苦。虽然交通工具是驴车和马匹，但李德生执著前行，乐此不疲。他走过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三次穿越祁连山脉分水岭，进行重磁力勘探。1946年，他又参加了由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领导的地质详查队，每天步行穿越于丘陵山地之间，住在蒙古包中，完成了1∶10000祁连山前大红圈背斜带地质构造图。他参加工作那年，玉门油田只有3万吨的年产油量，且全部用在前线军事上。后来，在玉门石油人的共同努力下产量不断取得突破，7万吨、30万吨、70万吨、140万吨……一步步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
1946年，李德生由于工作原因调回上海，他的大学女友朱琪昌也在同一年毕业，她追随着恋人的脚步，也回到上海。1948年这对恋人在经历了分别后，终于步入婚姻殿堂，并一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同年，李德生调至西北石油局任陕北石油勘探大队第二地质队队长，主要工作就是针对陕北的三延地区进行地质勘探。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于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李德生接受了一项对中国最古老的油田——延长油田做出更深入勘探的工作。年轻的李德生怀着振兴陕北革命老区的满腔热情，来到延长油矿，并在之后被任命为延长油矿总地质师兼地质室主任，负责陕北地区石油地质普查和三延地区石油地质详查。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他和他的地质室工作人员整天奔波在野外，每天沿着延河及小山沟，攀登在路边的岩石上，仔细寻找油苗从裂隙渗出的痕迹。他们随身带着罗盘、皮尺和榔头，用罗盘确定裂隙的方向、倾角和走向，用皮尺丈量裂隙间的距离，用榔头采集砂样。在每一个地质点，他们详细笔录，准确丈量地质剖面，具体描述岩心性质，广泛采集样品，晚上回到住宿地在煤油灯下绘制成图。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雇老乡毛驴，驮着灶具、粮食、蔬菜、工具、办公桌及绘图用具。一般情况是，每天早上确定当天的工作范围，预计天黑前能查到什么地方，雇来的老乡兼厨师就提前赶着毛驴向目的地赶去，找老乡租赁个窑洞，打扫一下，把锅灶安好，准备晚上的饭菜，而李德生他们则背着工具开始沿河工作。中午饭就是随身携带的干粮，饿了啃几口，渴了喝点山泉，困了找个干净点的石头躺上一会儿。就这样，每一年李德生和他地质室的同事们都在外普查半年多，然后回到七里村油矿整理资料，再根据资料确定井位。
上世纪50年代初，石油部邀请苏联专家来延长油矿会诊，李德生做了充分准备，将所有资料进行了归类整理。为了便于苏联专家观察岩心，他和工友一起将几吨重的数百米岩心一箱箱排列在窑洞外的平地上，等待专家指导。每一支岩心上都清楚地标注着对应的油层厚度等数据，这些完整而严谨的工作细节，让苏联专家赞叹不已。1954年1月，李德生完成了《延长油矿1953年地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延长油田提高开采储量的新思路，为这座油田此后的开采生产奠定了基础。
1953年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来到了延长油矿，刚稳定了一年，李德生又要调到甘肃玉门。因为常年跟着石油勘探任务走，他练就了一手打包装箱的本事，用木板钉几个箱子，拖着行李就出发了，到了住的地方，搭上两块木板就是床。在玉门期间，他的儿子和小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在甘肃玉门的生活和工作，夫妻俩分别给孩子起名为李肃、李玉。
玉门油田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油田，国家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任后的李德生，一方面系统地整理每一口油井的资料，同时对石油的注水开采方案不断优化，推动石油产量逐步提升。随着鸭1井测试持续稳定喷出了原油，整个油田都振奋了起来。大家一齐上阵，高产油区被迅速钻探开发出来，一座全新的油田很快投入了生产。凭借这个新油田的开发，玉门油田在1958年提前完成了年产104万吨的任务。
1958年3月，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全国，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由此拉开。1958年5月，李德生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任总地质师。他还是采取老方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随着分析的深入，他对川中3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他判断川中盆地很可能不是一个好油田，总地质师的分析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有人质疑，有人反对。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随后，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3口井停止了产油，他的推断也得以验证，这次挫折给新中国的石油勘探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多年后，李德生还是坚持这个信念，“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一切行动必须符合客观条件”。
12月12日，李德生来到大庆油田后，立即开展了工作。由于此前积累的资料太少，余秋里部长提出的“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是活油田还是死油田”这三个问题无法完全答复。恰恰在此时，一个突然而至的资料，让此后的工作有了方向。1960年1月1日，地质部将北部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构造的地质区域测量图送到了大庆。有了这几份测量图，就如同看到了这个区域的大致轮廓，这也让大家对地下构造有了底。按照传统的操作规程，要以松基三井为中心保持2.5千米间隔，依次向外再钻探一批探井，而李德生却提出了一个大胆观点：可以在更远的跨度选择三个点位来确定全局，这样做既节省了时间，也加快了节奏。李德生计划在三个位置，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各钻一口预探井，通过这3个点来确定松辽盆地的北部是不是像人们期待中那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萨尔图的早冬已是地冻天寒，清早7时，一辆吉普车就在没有路的草原上奔驰着。李德生一手拿着罗盘，一手拿着地形图，他需要尽快确定适合的井位。手中的地形图，也是他连夜赶制出来的。第一天的晚上6时，第一口井位确定，立刻调来钻井队施工作业，他则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点位。1960年1月的2、3、4日这3天好消息不断传来，3个点位打下的油井相继出油，单井产量100-200吨/天。李德生说3口井的油水界面一样，都是海拔负1050米，说明这3个构造可能还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推测顿时让人们激动了起来，很可能这3口油井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推测成真，3口井所覆盖的800平方千米的面积，将会出现一座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大油田。
1962年在松辽平原发起石油会战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整个石油系统迅速行动起来，来自全国的数万石油人汇聚到此。李德生在这场会战中担任地质指挥所副指挥兼地层对比大队大队长。随着大会战的展开，一些技术问题也随之出现——按照石油勘探的要求，要划分出清晰的油层、水层，以及中间两者共存的可逆层，由于岩心数据不全，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能帮助勘探队员作出正确决断。李德生表示，我们既要高速度，也要高水平。于是他和工作人员连夜编制要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项数据的规程。第二天，他就在专项会议上向各个钻井队明确要求执行这样的操作规程。这些看似严格而繁琐的流程，给勘探和开采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操作规范，它的确定和实施使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随着大庆油田开发的逐步展开，勘探者必须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怎样让大庆油田形成稳定持久的开采？这才符合一个大型油田的长期规划。李德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萨尔图油田120平方千米，是个长条形，像一个黄瓜一样，只能采用横切割方法，根据钻探能力和产量要求，一块一块开采。逐步的横切割开发方式，使整个开采都能在统一的步调下进行，从而形成稳定持续的生产，这为开发大型陆相油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大庆油田的开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对新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就在大庆石油会战结束不久，李德生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华北平原，在那里另一场会战即将开启。1964年1月，7000多名参加了松辽会战的石油工人挥师南下，开始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1964年5月率先探明了山东第一个大油田，它就是此后的胜利油田。胜利油田的地质结构极为复杂，李德生依旧采用了最朴素的方法：依靠对岩心数据和历史资料的分析，逐步揭示了渤海湾盆地奥秘。他的研究明确了整个渤海湾盆地中油气资源的分布规律，为此后的勘探和开采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后，李德生被下放到大港油田，并在任丘油田工作5年，担任渤海湾综合研究大队地质顾问。1976年辽河发现西斜坡大油田，他被石油部派往辽河曙光油田会战前线。在曙光地区大约200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全面勘探和开发。后又被派往中原油田，参加科技攻关会战，探明了黄河以北近500平方千米的含油面积和储量……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德生院士的经历起起伏伏。总结几十载风雨历程，李德生希望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解决我国石油地质方面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他被石油工业部调回北京，任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1991年，李德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的李德生仍在不断思考着石油的未来：“双碳目标”已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如何开展这一大背景下的石油地质研究？如何推动能源多元化发展？是摆在石油科技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碳达峰”与“碳中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21世纪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担任能源家族中的重要角色。我国石油工业要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自主创新，实现“万米级的超深层常规油气革命”和“纳米级超致密储存的非常规页岩油气革命”，实现超常规发展和低碳绿色转型发展。油田注水开发是我国提高采收率的核心技术，今后应大力推广二氧化碳驱油技术，以达到增油和减碳的双重目的，创新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发展石油工业的减碳产业。21世纪为能源发展的多元化时代，水电、风能和太阳能等三类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本保障，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是重要推手；22世纪人类将建成一个由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保障的经济社会，氢能源将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新能源。
从玉门到延长再到玉门，从川中到大庆再到胜利、大港和任丘，李德生见证了中国石油事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无论何时他都坚守着科学、客观和严谨，以最朴实的工作方式求真求实，也用自己累累的科研硕果证明了人生没有捷径，唯有扎实奋进方得始终。李德生将一腔热情倾注在石油勘探事业，又用毕生的岁月绘就了勤奋努力，充实而淡泊的人生。
